柳本尊行化道场-大足石刻旅游解说词

     柳本尊是唐末五代时在四川弘传瑜珈密教的一代祖师，相传他生于柳瘿，是从柳树疙瘩里生出的，因为“数至神异，人不敢称其名”，故号柳本尊。本尊就是佛教的祖师。
     据考证，柳本尊生于唐大中九年（855年），卒于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为嘉州人士（现乐山人）。他自唐光启二年盟于佛，承袭唐金刚顶瑜伽部密教，专持大轮五部密咒，活动在川西一带，并在汉州弥牟设立中心道场。唐末五代正值战乱，天下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在这种饥馑交迫的情况下，人们大都趋向鬼神的庇佑，柳本尊便乘机用密法和民间巫术结合起来，化水符咒为人驱鬼治病，同时还以自残苦行的方式来弘化密教，表现出一种“为普渡众生而忍受各种苦难，以拯救苦难中的黎民百姓为己任，全心全意舍己为人”的精神。当时的汉州刺史赵君欲试其真假，差人去请眼，诈云作药。居士面无难色，即持戒刀，剜一目，付差人，刺史诚服，投身忏悔。此事叫“剜眼”。另外还有立雪、舍臂、炼心、炼膝、炼阴、炼顶、割耳、炼踝、炼指，这十件苦修的事迹称为“十炼”。这十炼都有具体的年、月、日、地点和证明人。柳本尊的这些行为在当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蜀王王建曾召他入宫，供养三日，并赐封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使柳本尊身价百倍，其信徒遍及社会各阶层。在柳本尊主像的两侧，排列着他的信徒们，有文武官员，也有庶民百姓。这些人物衣冠服饰为我们考证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穿着打扮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此前，佛教史学界有一种定论，中国佛教密宗自唐开元三大士传入以来，一般认为只传了四代，第四代传的是日本僧人空海，由于唐末战乱，空海学成之后就回日本去了。他在日本弘传大法，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的初祖。而国内在空海之后，则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使密宗渐至绝响，所以，凡是治中国密教史的人，对于晚唐以后密教的论述都很少，一般认为空海之后，国内再未出现过有影响的密宗大师。但在四川一带，特别是在大足，却出现大量的密宗造像。北山佛湾有百分之五十都是密宗造像。在宝顶山出现的密宗大师的踪迹和这座独具特色的南宋密宗道场，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密宗在唐末以后并未绝响，相反，它在四川一带有了很大发展。虽然柳本尊的师承关系目前还模糊不清，但据宋刻《唐柳本尊传》碑记载的情况看，柳本尊所传的瑜珈密教实际上就是金刚智所传的金刚界密法，或者说同金刚界密法有密切的联系。无独有偶，两百多年后，出生于大足米粮的赵智凤来到四川弥牟游学，三年后，回到大足弘传柳氏密法并苦心经营宝顶山石窟密宗道场。可以明白地说，柳本尊、赵智凤都是通晓唐代正纯密教的一代密宗大师，他们在秉承唐代金刚界密法的基础上，对于宗教实践有了独特的创新和发展。这两代祖师的弘法事业，把中国密教史往后延续了近四百年，为中国佛教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尤为突出的是，赵智凤殚精竭虑营建的宝顶山石窟道场，不仅是中国宗教事业上的一件盛举，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如果说柳本尊在唐末延续了密宗的传承，赵智凤则是把这一事业推向历史高峰的又一位伟大的佛学家、实践家。
     明王造像为佛教密宗所特有。明王是佛和菩萨受大日如来教令，降伏诸恶魔时变现转化出的威猛忿怒形象。造像以高度夸张、变形、写意的手法，从传统绘画技巧中汲取营养，刻画出充满运动的力量和粗犷雄伟的体态，获得了超乎想象的现代意蕴。在他们身上高度集中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最典型的动作和表情，艺术感染力极强。
明王们或一首四臂，或三头六臂，皆怒目攒拳，筋肉努张，威烈雄壮，充分显示出男性那种无穷无尽的潜在力。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愤怒明王”。他怒发冲冠，目眦尽裂、鼻翼翕张、獠牙上立，正用嘴狠咬着手指，把“怒不可遏”的神态表现绝了。古代艺术家们非常擅于概括和集中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在和外在的那些富于深刻感情的东西，并给予夸张，来出色地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
     十大明王像大都是未完工的粗坯，显示出块状的大面和豪放流利的凿痕。据南山的一块刻于1250年的石碑上记载：“大足素无城守兵卫，狄难以来，官吏民多不免焉，存者转徙，仕者退缩……”“狄”即“北狄”就是指元兵。公元1234年之后元兵开始进攻南宋，1236年至1240年期间数次攻到重庆，大足的官吏大多闻风而逃，宝顶山的僧侣百姓也不例外，因而猝然而止留下了这些粗坯。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遗憾，但恰恰是这些未完工的凿痕刀迹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艺术家们如何几何开方，如何粗凿，细凿，这些步骤，为我们研究古代匠师们的雕刻工序和制作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这部龛造像共高15米，岩檐外挑达9米，壁面倾斜约45度，造像分三层，自下而上，逐级外挑，这样既丰富了景观的层次又使观众看上去一目了然，而且不会产生透视变形。这也是工匠师们成功地把透视原理用于艺术创作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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